宋代文人与佛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来自佛禅各个方面的影响，既有外在生活模式的模仿与取用，更有心灵精神的互渗和交融：从游走禅门、偶居禅院到参禅悟道式的居家修行，从禅趣机锋式的言传到妙悟神遇式的意会，从静观冥想的禅定体验到禅意神恩的诗意栖息翻开宋代文学史，受佛禅影响而在文学中诗意抒写的文者数不胜数，仅以南宋而论，不仅有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还有戴复古、刘克庄为代表的江湖派和徐照为首的四灵诗派，以及有一定“文名”和影响的李纲、曾几、姜莞、辛弃疾、张孝祥、周必大，等等，不一而足。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整个宋代的文学成就，特别是诗坛独特风格的形成，是与佛教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的确如此，如果说程未理学在学术上成为影响宋代文化的至大至深者，抵制了释老之学对儒学的冲击和威胁，那么北宋浸淫佛说的苏轼及濡染佛禅、耽于禅悦的江西诗派却对宋代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南宋文坛有影响力的文人几乎都与佛教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尤其与禅的关系，更是渊源深厚。佛禅深刻影响着宋代文人的诗文创作，兹举荤荤大端者略析如次：首先，佛禅对宋诗的影响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其中最显著的影响便是理圆思深的宋调的形成与佛禅有着深厚的渊源。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此语一语道出了继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再辟新域的艰难与窘迫。但是，末人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而是独辟蹊径，着意挖掘和表现诗歌描写对象内在的理趣，从而形成有别于唐音的理圆思深的宋词风貌。所谓理圆恩深的宋调指的是宋诗自成一格的“理趣飞关于“理趣”，钱钟书先生说：“释氏所谓非迹无以显本’，宋儒所谓理不能离气’，举明道之大纲以张谈艺之不同，则理趣也。”宣可见宋诗中的“理”趣，既包括理学之“理”趣，也包括“禅理”、“禅趣飞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乃揉合融会释老之学而创，故而即使是充满理学之趣的宋诗，亦常常可于其中寻得佛理或禅韵的踪迹。

钱先生还形象描绘了“理趣”之“理”的特征一一“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国显者也”。这一描述把宋诗理趣与佛禅兴悟思辨之趣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形象地描绘出宋诗理国思深的创作特点。因此，从深层影响的层面而言，理圆思深的宋调的形成与佛禅融会于宋诗的独特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华严之消除时空、物我、理事等分别的圆融宗观往往渗透在宋诗人跳跃式思维的谋篇布局中。又如佛教观想静察的自然观不仅影响着宋人日常生活的修行体验，而且影响着他们赋诗运思中的意象营构，在诗歌中鸟兽草木、风花雪月等自然意象往往因此蕴涵佛理禅趣，与自然景观中蕴含着厚重的人文底蕴。

再如禅宗“游戏三昧”的开悟方式不仅启迪了宋人的诗性智慧，而且成为宋诗语言活脱、诙谐且耐人寻味的渊源之一。凡此种种，都是佛禅给宋诗“理趣”注入的活力源泉，从而形成其虽在以“象”写“意”上不及唐诗，但在以“象”写“心”传“理”上从谋篇布局到意象营构再到语言思维都自成一调，远超前人，形成宋诗理圆思深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