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宋代谱就了辉煌的文化篇章，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宋型文化之所以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取得登峰造极之势，理学的形成、发展、兴盛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但不容忽视的是，理学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对佛教既排斥又吸纳，客观上促进了儒释二元文化的彼此互摄交融，关于这点，胡适先生早有论述佛教极盛时期（公园700 850年）的革命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偶然的。经过革命后，把佛教中国化后、简单化后，才有中国的理学。

佛教的革新，虽然改变了印度禅，可以仍然是佛教。韩退之在《原道》一千七百九十个字的文章中，提出大学诚意、正心、修身，不是要每一个人做罗汉，不是讲出世的：他是有社会和政治的目的的。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做罗汉，不是出世的。这是中国与印度的不同。韩文公以后，程子、朱子的学说，都是要治国平天下。经过几百年佛教革命运动，中国古代的思想复活了，哲学思想也复兴了。这段故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新的看法。

胡适先生以敏锐的思维和洞察力提出了有关佛教和理学渊源的“新看法”一是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与佛教进行中国化革命密不可分：二是佛教虽对理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二者的终极追求有着本质区别：三是程朱理学是在追随唐代韩愈等人的辟佛道路中达到新的理论高度的，它使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哲学思想“复活”了。那么，在韩愈倡导“道统”的进程中，理学究竟是在怎样的佛学发展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孙昌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断：

本来齐、梁以降的反佛、毁佛，客观上对于促进儒、释、道三者的交流与融合起了重大作用：一方面正是通过佛教在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诸领域种种弊害的批判，促使佛教更积极地‘中国化’，更主动地适应中土环境来改变自身〈禅宗正是其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使得思想、学术领域积极地清理佛学中有价值的部分，把它们逐渐吸纳到儒学中来。在这两个方面唐人辟佛都已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他们把对佛教的批判提高到道学之统，源流之辩’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地辨析、明确儒道与佛法的对立：又釜底抽薪，把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华严教理有价值的内容吸纳进入学之中，为进一步发展儒学提供借鉴。

显然，前人理性、开放、辨证地对待佛教的态度，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宋儒尤其是程朱一脉的理学家们既追随唐人辟佛之步伐寻求新的理论突破，又善于更加圆融地把其中的精髓融进自己的理论构建中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