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法门的名称由来

所谓“东山法门”，是禅宗五祖弘忍在东山弘传的一种禅法。禅宗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师徒都是行头陀苦行，居无定处，三衣一钵，随遇而安。后来到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才结束了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

五祖寺

四祖道信在唐武德元年间驻锡薪州黄梅(现在的湖北省黄梅)西北的双峰山(又称破头山)，“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徒众数量达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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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弘忍自幼眅依四祖道信学禅，五祖继承四祖法席后，门庭更加兴旺，徒众数量达700多人。因为参学人日盛，便在黄梅县北的冯墓山另辟道场。冯墓山在双峰山东边（又称东山），五祖弘忍所传的禅法便被称为“东山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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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法门的创立

那么东山法门是如何创立的呢？从安世高禅师以来，不断有禅学经典译出，小乘、大乘禅法先后在中国流行起来，达摩禅仅仅是当时流行的诸多禅法中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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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来华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代。南朝虽然在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但南朝佛教受清谈玄学的影响，逐渐偏于义理方面的研究、辩论，所谓“江东佛门，弘重门”，“佛化虽隆，多游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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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朝佛教注重于传戒、吃斋、诵经、礼忏等有功德的宗教仪式活动，使佛教流于形式。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北朝佛教重视务实的真修实参。北朝除北魏太武帝(423—452)与北周武帝(560—578)排弃佛教外，其他帝王都崇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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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时代有僧稠，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佛陀扇多誉之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北周时代有僧实，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得其心要。还有被天台宗尊为初祖、二祖的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观法”，为当时禅家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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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祖师来华是从南向北而上的，其原因是祖师不满于南朝佛教的崇尚清谈、流于形式才来到北方的。但在北方这样一个禅法大受重视的环境中，他的禅法如一滴水置于海中，并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是把他的禅法视为众多禅法中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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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达摩到达北方时，十卷《楞伽经》已由菩提流支禅师译出。达摩所依的四卷《楞伽经》与十卷《楞伽经》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出人，因此受到排挤。这也是达摩禅在北方不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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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的东山法门

二祖慧可的处境也未曾胜过初祖达摩。慧可师从达摩学禅九年，达摩圆寂后，他在洛阳“聚徒讲学”，曾兴盛了一段时间。天平初年(534),慧可来到东魏的邺都(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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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当地有著名的禅师道恒，门下徒众达千人，势力强大，因害怕慧可的到来会夺去他的徒众，因此对二祖的禅学大加排斥，指责慧可的说法为“魔语”。他甚至贿赂官吏企图加害慧可，传说慧可失去一臂也与此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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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以后，二祖流离于邺、卫(今河南安阳、淇县)一带，后不再大力弘扬他的禅学。后来他又南行隐居舒州皖公山(现在的安徽省潜山)。慧可的晚年十分潦倒，也没多少随从弟子，有名的只有僧璨、僧那等数位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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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的晚年正值北周武帝灭法，三祖僧璨受其传法后，为了逃避“法难”仍居住在皖公山，居无定处，修头陀苦行，10多年来无人知晓，直到晚年才出山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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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法门步入辉煌

步入四祖道信时代之时，历史已进人隋唐，国家逐渐趋于统一。在国家统一的大前提下，南北的文化也趋于协调、统一。倾向于清谈的南方佛教和重视禅观的北方佛教也在寻找一条向协调方向发展的途径。这为以后“东山法门”的崛起找到了一线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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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祖道信跟随三祖僧璨学习禅法近10年，然后又到南方游学20年。在南方，先后受到“般若法门”及天台禅观的深刻影响。四祖因而能协调南北佛教、并创立建立“东山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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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祖道信早年曾遍参诸方，思想融会南北，四祖对禅宗的改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固定的团体生活取代居无定所，以集体的力量加强对禅学的弘扬；不以《楞伽经》为唯一的依据兼顾其他大乘经典，根据不同的禅者，因机施教，扩大了学人的范围；开始著书立说，不再提倡“不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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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四祖的三大改变，从而显出他的禅学的三大特色：一、禅与戒的合一；二、《楞伽经》与《般若经》的合一；三、念佛与成佛的合一。特别是《楞伽经》与《般若经》的融通贯会，成立的“人道安心要方便”的禅门，为后来“东山法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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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弘忍自幼眅依四祖学习禅法，深得其师心印。四祖传法后，移居双峰山东边的冯墓山。如四祖般几十年足不出山，继续弘扬四祖的“入道安心要方便”与“一行三昧”法门。因五祖“法门大启，根不择机”的弘禅方法，深受诸方学者的欢迎，四祖的禅法也被“东山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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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禅—“东山法门”迎来了一个辉煌时代。东山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禅学中心，“东山法门”也成为中国禅学的主流，连女皇武则天也说：“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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