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嘉

为瞻仰五台山的佛光寺和南禅寺，需从北京坐大巴车往返十几个小时，但与看到唐朝木结构建筑的震撼相比，舟车之劳顿，实在不值一提。两座寺庙并没有香火供奉，但也因此独享一份宁静，在时间与世界之一隅，坚守着一颗本真之心，与山峦、阳光与清风相伴，无思无想、默默存在。

佛光寺的发现因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相关，因此更成为一方传奇。1937年之前，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断言：“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这一判断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然而在1937年7月5日，佛光寺机缘巧合之间遇到了知音——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在这里首次发现了中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那一刻梁思成先生“瞻仰大殿，咨嗟惊喜”。

可以说，五台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如果少了佛光寺，一定会大为逊色。

今年是佛光寺被发现80周年，亦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16周年，《北京青年报》青睐之人文寻访活动特别邀请梁思成嫡孙梁鉴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青年教师王南，于9月2日一起踏上“梦回唐朝”之旅，重回佛光寺和南禅寺。

▲ 王南现场讲课吸引人文游队员

摄影/肖榕

本次人文寻访活动的通知发出仅三四个小时，名额即已报满，晚来者只能追悔莫及空留遗憾。据王南老师介绍，目前中国仅存三座唐代木构建筑，除了此次前往的佛光寺和南禅寺外，还有山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这些建筑并未被一千多年的岁月击垮，实在是人类的幸运。其中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四绝”，南禅寺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

同行者中绝大部分是古建筑或梁思成先生的“铁粉”，到达佛光寺时，天朗云清，让从北京出发的一行人恍若隔世，而佛光寺就像一位离群索居的高人隐士，避开尘世的喧嚣与虚浮，内在却是一派庄严，让人顿生肃穆与敬仰之情。

为了纪念梁思成先生，几位读者在现场朗读起梁思成先生所著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片段，余音袅袅，响彻天地，让今人与古人隔空相遇。

▲ 朗读一段梁思成有关佛光寺的旧文

摄影/溪哥

似乎梁思成先生在天之灵也感受到这一刻，佛光寺大殿平时只开一个门，因近期接连阴雨，大殿的几扇大门便趁难得的晴日全部打开，通风驱湿。由此，千年古刹光明洞开，真容呈现，就连梁鉴和王南也惊叹不已：来过佛光寺这么多次，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真是太惊喜、太不可思议。

梁鉴和王南两位老师的现场讲解让所有人仿佛是上了两天的《中国古建筑》课程，他们娓娓道来佛光寺与梁思成等人发现佛光寺的历史，更是从何为栋、梁、斗栱、檩等最基础的知识讲起，几个√2的数字比例的揭秘让大家一遍遍惊叹中国古人的智慧，痛心于自己的愚钝。

虽然一遍遍被询问哪根为梁，哪根为栋这样的初级问题，但王南老师回答得却不厌其烦，他开心于大家对古建筑的兴趣，而在听到一人说将来想让孩子学中国古建筑时，更是笑得眉梢都飞了起来。

南禅寺大殿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历史比佛光寺还要悠久，据媒体报道，1999年11月24日晚，三名歹徒闯进南禅寺，将保管人员打伤捆绑起来，割断电话线，砸开佛坛的钢网门锁。大殿里的唐代佛像被当胸挖开，腹内宝物被偷走，文殊菩萨的后背也被掏开，其余几尊塑像同样受到破坏。唐代特有的两尊最美丽的“似宫娃”供养菩萨被锯断劫走，狮童塑像也从脚跟处被掰断劫走。

如今，南禅寺大殿门口装上了铁栏杆，游人只能隔着栏杆远望，两尊空空的莲花宝座让人看着心痛。王南回忆说他们以前来这里考察拍照时，那只看守寺院的狗总在他们周围盘桓，当时还觉得这条狗很碍事，可是在听说这些歹徒为了偷盗文物，把狗毒死的消息后，又为这只狗伤心了很久。

据说，文物被盗后，一位著名的中国建筑研究者来到南禅寺，因处处流连，还曾引起了那位曾被歹徒绑起来的看寺老人的注意。老人非常警惕地问他在做什么，研究者说来拜访南禅寺，老人质问他为什么待这么久还不走，究竟有什么目的？这个让人脸上笑，心里却很痛的故事，或许正是此次青睐人文寻访的基调，探访古建，也寻访这悲欣交集的世间过往。

9月3日下午，一行人踏上回程之路。离唐朝越来越远，离现代越来越近，哪里是真？哪里是幻？很多人心存余韵，开始用手机搜寻与中国古建、古代文化相关的书籍。于是，归途化为了起点，读者们希望沿着追寻古人的智慧，追问人在这天地光阴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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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鉴主题讲座

每一次拜访 都有别样收获

▲ 1937年寻访佛光寺路途艰辛

供图/梁鉴

▲ 梁思成手绘佛光寺大殿

供图/梁鉴

1937年六七月之交，由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组成的营造学社调查组，于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镇附近发现了佛光真容禅寺东大殿。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初见佛光寺东大殿，虽“斗栱雄大，屋顶坡度缓和，广檐翼出，全部庞大豪迈之象，一望而知为唐末五代时物也”，但是依然需要找到大殿建造年代的确切证据。在测绘数日后，所幸“徽因素来远视，独见（梁底部墨书题记）‘女弟子宁公遇’之名”，遂搭架子洗清梁底污垢，近距离辨认释读，经与殿前石经幢上所刻“宁公遇”之名和“大中十一年”相对照，得以确认佛光寺大殿的建造（成）时间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 佛光寺前梁鉴忆往昔

摄影/溪哥

佛光寺东大殿现在依然巍峨屹立，与八十年前被发现时没什么变化，我相信，与一千一百六十年前，也没什么变化。

八十年前，梁思成等人勘测佛光寺东大殿是以手工的方式——也就是拉皮尺，其误差是厘米级的。约十一年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配合全站仪，以逐点测距的方式，对东大殿梁架结构和铺作层进行了密集抽样采集，从而获得海量点云，再模拟扫描对象的三维空间形象（其测量误差为毫米），对东大殿建筑重新进行了更加科学、精确的勘察研究，发表了《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将中国营造之学看作是全人类之学术。1930年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东城宝珠子胡同7号朱启钤先生寓所内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梁思成、刘敦桢先后于1930、1931年加入学社，分别担任法式部主任和文献部主任，成为学社的研究骨干。此后，单士元、邵力工、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陆续加入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组成了强有力的、效率极高的研究班子。

学社通过收集、整理古代建筑文献，结合对古建筑遗存的田野调查测绘，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解读了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等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和构建中国建筑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学社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卢绳、叶仲玑、王世襄、罗哲文等学社的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教育以及古建筑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著名学者专家。

中国营造学社归纳起来有五大学术成就，其一，中国古代营造典籍与文献的系统搜集、校勘、出版；之二：中国古代建筑遗构的大规模调查及测绘研究；之三：《营造法式》之专题研究，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赛跑中，学社能够实现反超，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之四：以宏观的“全部文化史”视野构筑了中国建筑史体；之五：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作为技术顾问，学社曾受聘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依据调查、测绘和评估报告，学社审核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实施的古建筑修缮和保护工程。朱启钤、梁思成等均曾出任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并亲自参与和指导北平文物整理工程诸多重要项目的实施。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拜访佛光寺，每一次都有别样的收获。每当站在东大殿的台基上，远望五台山南麓起伏的山峦和谷地，沙沙松涛声中是千年不变的佛坛、立柱、斗栱和梁架。岁月无痕，时光流逝。在缭绕的香烟下，我分明看见佛殿主宁公遇虔诚跪拜，看见愿诚和尚在上香，看见梁思成支起三脚架拍摄内槽铺作，看见林徽因翘首察看梁架题记。常读常新的佛光寺引领我再读古建，重温历史。

整理 / 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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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真容重现

文/王南

初秋时节，我受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部邀约，与一众读者朋友同游山西五台山佛光、南禅二寺。同游者还有我的老友梁鉴先生以及多位读库的编辑朋友，心情甚佳。

▲ 流连在南禅古寺摄影/京华

今年是梁思成、林徽因带领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发现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八十周年——1937年7月的这一重要发现，可谓是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历程的黄金时刻。

彼时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日本权威学者曾断言中华大地已无唐代木构建筑遗存，欲研究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唯有去日本。营造学社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论断，由于正好时值“七·七事变”，于是相当于在学术上打赢了一场中日建筑史学者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故而意义格外重大（此方面内容可详见拙著《营造天书》）。

我们一行人抵达五台山佛光寺已是下午时分，天公格外作美，午后的阳光明朗之极——由于佛光寺大殿坐东朝西，故而最好是晴日之黄昏，夕阳照耀大殿正面时最为宏伟瑰丽。

当一行人钻过依山筑就的窑洞门，沿着陡峻异常的台阶拾级而上，经过一番辛苦终于来到大殿前高高的广台时，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卷呈现在观者眼前：面阔七间的唐代木构佛殿横陈眼底，硕大而古朴的斗栱托起豪迈的飞檐，檐下的大殿正立面五门洞开，每座大门约五米见方，门洞内露出一组组绚烂多姿的唐代塑像群——能在一瞬间将一座有着一千一百六十年历史的唐代古建筑与三十余尊同样年龄的唐朝彩塑尽收眼底，实在是一生难得的奢侈的艺术盛宴！

即便是经常造访佛光寺的梁鉴先生（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也感叹从来没有机会一睹大殿五门齐开的壮美景象——平日里为了保护文物免受风吹日晒，通常只开中央一门，故而殿内长年光线幽暗，不论是珍贵的唐代彩塑，还是唐宋壁画，皆仅能勉强看个大略。

▲ 东大殿五门难得同时开启

此次因前几日连遇暴雨，殿内潮湿难当，才破天荒开启全部大门通风，我们真是幸运，得以一睹五门全启、塑像与大殿交相辉映之盛况。我不禁回忆起昔日所见敦煌壁画中的巨幅“经变画”中，常常绘有大门全开的佛殿，内部佛、菩萨与金刚组成的群像美轮美奂，俨然画中主角，此时终于得以一睹其现实版本。

梁鉴先生与我均是喜出望外，反复观摩欣赏，难掩兴奋之情，并一起惋惜此行没带大相机（由于以为佛光寺大殿该拍的场面都拍过了）……

▲ 大家为王南（中）的现场讲解所折服最后排站立的梁鉴听后赞誉不绝

摄影/肖榕

在这出乎意外的“奇景”的激发之下，我的现场讲解似乎也分外充满激情。而且我发现，此行的观众，虽然几乎没有建筑学专业人士，然而对于古建筑的热情却格外浓厚，不但不以我讲解中涉及的大量专业术语为困扰，甚至纷纷主动提问，试图弄清更多关于中国古建筑的专业知识，以期在将来的旅行中更好地读懂古建筑。

不仅如此，观众们还在报社的组织下，现场朗诵了几段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的片段，以及几首林徽因的短诗，令我感动不已。这次特殊的古建筑现场授课，让我感触颇深：面对公众的古建筑普及活动，其意义丝毫不下于大学课堂上的讲授。

佛光寺大殿的巨型古匾上书有“佛光真容禅寺”六个大字，此行是何等之幸运，真是见到了难得一见的佛光寺大殿之“真容”！有感于斯，勉力填词一首，以为此行之留念，同时纪念中国营造学社先贤发现国宝佛光寺八十周年：

念奴娇·五台山佛光寺怀营造学社先贤

大唐之世，恨难觅、千载沧桑遗建。五台山中，犹伫立，佛光真容圣殿。巨檐遮空，飞昂骈列，斗栱舒云卷。佛陀菩萨，分明昔日容颜。

遥想学社当年，数骑山道里，绝无人烟。路转峰回，薄暮间，唐土从天忽现。俯仰观摩，梁间存字迹，宛然能辨。先贤圆梦，一朝得遂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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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等价于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

梁思成先生的三段论

建筑如人，要分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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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是基座。基座不是木构，通常外部是砖和石，砖石也仅仅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外面一层，里面都是土，与大地相连接。我们称盖房子为“大兴土木”，土和木就是古代中国最常用的两种材料。基座的芯由土夯筑而成，屋顶的瓦由土烧成，这样整栋房子的上下其实都是土，中间梁柱结构是木头。石头和砖少量使用，仅仅用于山墙、窗下墙和台基。为什么要抬起一个基座？木结构建筑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木头，如果直接把木结构立在地上，地面上的水分就能直接渗透进木材，而用砖石包砌基座可以起到隔水的作用，这样不论下多大的雨，只要不高过基座，木柱就不会被泡烂。

第二段是木构架。台基和支撑的立柱之间还有一块石头，这就是柱础。柱础的上方会凿出一个方孔，对应地，在圆木的底部会刻出一个榫头，对准方孔插下去，这根柱子就可以立住了。石匠通常会对柱础外露出来的部分进行雕饰（比如在佛教庙宇中就常雕饰成莲瓣），而我们不可见的一部分还要扎根地基，柱子承受的一切力量由此传向大地。柱子的上端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斗栱，它既是结构部件又是装饰部件，是功能和形式结合的产物。像漏斗一样的木块是斗，伸出翘起的弓形木块是栱，斗栱的作用一在外挑出檐，二在通过纵横交叉的结构形成精致的外观，三在抗震。在传统民居中，也有用一根雕刻成童子、牛腿或猴子的斜棍支撑屋檐的，虽然作用相同，但是美观性就差了很多。斗栱的抗震性能很好，一旦发生地震，屋面可能会坍圮，但是斗栱中的几十上百个小部件会均匀地分散建筑震动的力量。高级建筑的斗栱还会有一样尖嘴的构件叫昂。昂除了装饰作用以外还有一项实际功能，昂的外端抬起屋檐的外侧，内端抬起屋檐的内侧，利用杠杆原理，就能保持相对平衡。

第三段是屋顶。坡面屋顶可以及时排水，瓦顶的大挑檐也是为了避免梁柱沾到雨水。外国人看到中国古建的屋顶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木头怎么可以形成这样大的流畅曲面，这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还原到结构：梁上的檩用来支撑屋顶的其他构件，檩上垂直架着的一层木头叫椽，屋面的造型全部有赖于檩和椽的位置。椽不是被切削成弧形，而是用不同斜率的椽条拼合成一条近似曲线的折线，在架好的椽上抹上几遍灰泥，折面就成了曲面，这时再盖瓦顶，从外观上就看不出任何棱角了。从大殿内部向上看到的不是屋顶，而是一面被木条分隔出小方格的天花板，古代叫平棋或平闇。古建筑坡屋面下有阁楼，里面是大量的梁架结构，人不能上去，因此阁楼内的木料没必要精雕细刻；可是粗笨的木头露在外面确实不雅，就用平棋做一层天花板作为分隔：平棋以上是漆黑的阁楼，无需装饰；平棋以下是建筑的实际使用空间，要雕梁画栋。在建筑外部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开设一个阁楼的检修口，如果屋面内部需要维修，工人就可以从这个入口进入。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了建筑测绘，也是这样爬上去的。封闭的阁楼里积攒了蝙蝠的粪便和千年的灰尘，相机的闪光灯一闪，所有的蝙蝠都扬起灰尘朝他们飞来，梁林二人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完成了对佛光寺大殿屋顶的测绘。

《营造法式》揭开中国古建结构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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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24岁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深造，其间中国发现了北宋成书的《营造法式》，专门讲解古代建筑的法式。他的父亲梁启超就把书给他寄去了。梁思成在海外接到父亲的寄书非常高兴，但他翻开一看却发现自己完全读不懂。梁思成于是立志破译这本书，开始了中国古建研究。他和林徽因用了多年时间分析中国建筑的基本原则，后来发现，斗栱是建筑中最重要的成分，就像林徽因后来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言”中写到的：“这用斗栱的构架，实在是中国建筑的真髓所在。”

建筑标准化是所有古代文明一件必做的工作。古希腊的帕提农神庙，最标准化的构件就是柱子，每一根柱子的形状、雕饰、开槽完全一样，其实，这些石柱的直径就是度量整个建筑的标尺。所谓标准化，就是让一切建筑构件与标准件成倍数关系。说回到中国木建筑，最多有十几根柱子，几十根横梁，可是斗栱却有成百上千根构件。如果把建筑比喻成积木，数量最多，编号最密集的积木块就集中在斗栱上了。如果一千多件斗栱彼此长相不同，房子可怎么盖呢？古代建筑工匠第一件事就是对斗栱的标准化。《营造法式》也反映着这样的思想。 在卷四《大木作制度》中就写道：“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指的就是木材的长方形断面。建筑房屋时，工人使用的是标准化断面的木材，然后再由不同的匠人将它们加工成栱、昂等不同形状。这样制造构件易于备料、分工和组装。

标准化生产的一个好处就是建造速度极快。唐长安城宫殿建筑群大概是明清紫禁城五六倍的规模，十个月就可以全部完成。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建造之快，唐代的名臣魏征特别清廉，自己的宅院里连个正殿都没有，太宗皇帝看不过去，就让人把皇家园林里的一座亭子拆下来搬到魏家去用，从拆卸、搬运，再到组装完毕，也就在一日之间。

一个建筑群有不同等级的建筑，比如太和殿与其配殿，还有连接殿宇之间的连廊，建筑等级依次递减，但如果用同样标准的材料建造，能够体现出级别的差别吗？《营造法式》给出的方案是“材分八等”，比如太和殿用第一等，连廊用最后一等。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项举措，它和现代的标准化生产也是接轨的。

清华大学近来对佛光寺大殿进行了更为精细的测绘，他们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发现建筑的构件确实符合“以材为祖”的原则。《营造法式》虽然成书于北宋，但里面的方法从唐代就在使用了，在之后漫长的建筑史当中也是一直沿用的。

清朝有一本工部《工程做法》，内容是对《营造法式》的承续，主编是允礼。在这本书中，建筑的斗栱都变小了，计量标准件也改为“斗口”，但和材分法本质上没有差异。不论外观多么庞大、彩画多么复杂，中国建筑的设计本质还是统一而简洁的。

斗栱断代

打破日本学者“中国无唐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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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探索如何为古建筑断代。他给出的断代方式就是看斗栱。简单地说，斗栱越大而稀疏，建筑年代越早；斗栱越小而密集，建筑年代越晚。在一个建筑群里，经常会同时存在不同年代、不同重要性的建筑。如果一个重要性强的建筑斗栱反而比重要性弱的斗栱体量小，那它就一定是后来修建的。这是梁思成在考察很多古建以后得出的结论。

根据这个理论，我们也可以鉴别旅游景区是否在“说谎”。导游或一些材料会介绍说某某建筑可追溯至某某朝代，这通常是在说它的始建年代，木结构建筑因为难以保存，每隔一定年限都要经历修缮或重修。

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曾以异常肯定的口气宣称：“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同时代的日本学者，比梁思成早30年开始研究中国古建筑，伊东忠太也曾见过《营造法式》，但因为没有读懂，认为此书犹如“隔靴搔痒”。直到梁思成来到了五台山上的佛光寺，用自己的发现颠覆了日本学者的论断。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22年前后，日本佛教学者小野玄妙曾到佛光寺研究塑像，他发现这些塑像造于唐代。然而关野贞在做建筑研究时仅仅引用了小野的照片，却没有注意到他给出的这条重要线索，他甚至还在太原请一家照相馆的摄影师为他拍照寄去，但照片内容主要是塑像和经幢。其实，这些照片上已经呈现了建筑的斗栱，但因为关野贞不懂得斗栱断代的方法，仍然没有发现这是一座唐代建筑。

林徽因是远视眼，但当她和梁思成来到佛光寺中，她的视力却恰巧帮助她在一根大梁上发现了淡淡的毛笔字迹，清理之后发现这句话写的是：“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表明了大殿是由一位名叫宁公遇的女弟子捐建的，她的塑像也在大殿中被林徽因找到。或许这座建筑，就是注定在这里等待梁林二人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来发现的。

到今天，我国汉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而全国仅剩的三个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全部在山西：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正殿，以及芮城广仁王庙大殿。正定开元寺的钟楼某些木构部分显示出了唐代的特征，但整个外观已经不是了；平顺天台庵正殿原来认为是唐代建筑，后来被证实建于五代，比唐稍晚一些。

梁思成根据对《营造法式》的研读和亲身的田野调查，认为斗栱高度和柱子高度的比例可以说明建筑朝代，并且给出了一个清楚的数字范围：唐朝的建筑，斗栱和柱子的比例在一比二左右；北宋建筑的栱柱比大概一比二到一比三之间；明代建筑应该在一比三到一比五之间；小于一比五的，基本上都是清代的。

▲ 夕阳下，人文游队员在佛光寺大殿前合影

建筑是器

但也有道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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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里面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建筑是器，但也有道在里面。建筑通过运用材料和智慧，解决道和器之间有和无的关系，达到实用与美的统一。今天存世最好的古建筑大多是宗教建筑，佛教建筑的美，在于让人感知到极乐世界的美好，为此，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通力合作，用雕塑、彩绘和壁画来展现佛经中的人物和场景，用美的艺术来演绎极乐世界的幻觉。基督教教堂的彩色玻璃、圣像、壁画也是这个道理。

佛光寺和南禅寺很容易被忽略，可它们却等价于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和古罗马的万神庙。从文艺复兴开始，两者就是研究西方古代艺术的圣地，西方人经过中世纪的野蛮时代，在这里重新找到自己文化的根源。中国的盛世有很多，汉唐、两宋、明清比比皆是，但从文化艺术来讲，明清是在走下坡路了。黄金时代，鲁迅推崇唐代，却慨叹西安“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如果他能来到佛光寺和南禅寺，他的精神恐怕会重新振奋起来。梁思成总结明清建筑相比唐宋的退步，一在斗栱的受力结构沦为装饰结构，二在梁的截面比例变化。李约瑟曾指出，宋时中国科技的发达程度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各国，这在建筑上也有所映照。

西方科学结合刚度和强度，把梁的理想截面长宽比锁定在根号二和根号三之间，而《营造法式》早早提出的三比二刚好就在其间。

中国现在也走上了自己的文化复兴征程，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寻找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就像文艺复兴中的西方人找到古希腊古罗马一样。热爱中国文化艺术的建筑学人和忠实拥趸，都不应错过五台山上的佛光寺和南禅寺，因为这里还静静隐藏着解读中国建筑，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伟大传统的密钥。

整理 / 魏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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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鉴：

那么多古建筑，

我最喜欢的还是佛光寺

文/胡洁

（本次人文游参加者、《读库》编辑）

八月末，得知《北京青年报》副刊的“青睐人文寻访”系列活动将组织一场与梁思成嫡孙梁鉴老师、清华大学建筑系青年教师王南共赴五台山探访佛光寺、南禅寺的活动，便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九月二日，清晨七点四十五分，座无虚席的大巴准时出发。历经六个半小时，终于到了山西的五台山县。下午三点半，天空一扫阴霾，亮出了蓝天白云，我们也终于抵达佛光寺，路途的奔波与疲倦全都抛诸脑后，满心期待着一窥佛光真容。

▲ 佛光寺的斗栱飞檐 摄影/梁鉴

由于近期的漏雨事件，佛光寺一度成为新闻热点，批评相关文保部门不作为。同时，也有反对修缮的观点。此行，我也带着这一疑问，想寻求解答。据王南老师说，动比不动更难，对古建筑来说不是说修就能修的，修不好反而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每一次修缮都是多方参与、谨慎商讨的结果。王南老师还提到，我国现在的大学中，开设古建筑专业的并不多，毕业后从事的人就更寥寥了。令人欣慰的是，此次活动中有几位带孩子来的家长，还有一些没带孩子的家长。有的家长说希望孩子能学建筑专业，如果学的话，一定全力支持。

佛光寺具体妙在何处，不到现场，是很难感受到的。就以东大殿为例，在五台山南麓，坐东朝西，掩映在松树中，拾级而上，三十七级台阶后才能一睹真容，匾额上写着“佛光真容禅寺”。五扇木门，从每一扇门进去，都刚好能看到一组佛像正对着你。据王南老师说从每一扇门看一组佛像最外侧的角度，刚好为视觉角度的最佳，也就是60度，而人单眼的舒适视域只有60度。

参观途中，梁鉴老师感慨道：“那么多古建筑，我最喜欢的还是佛光寺。”此中缘由，他在晚上的讲座中揭开了谜底。正是因为佛光寺还像曾经一样，在山林中，远离喧嚣的闹市，静谧清幽，这才是古寺该有的样子。梁老师还特意展示了一张冬天佛光寺的雪景图。有一种“姑苏城外寒山寺”的既视感。

九月三日，早饭过后，我们又奔赴另一座唐代遗构——南禅寺。南禅寺大殿对空间的处理展现了古代建筑师高超的技艺。礼佛需要很大的空间，但为了放佛像，不能放很多柱子，所以工匠巧妙地用减柱法来实现。而南禅寺大殿竟然做到了内部没有一根柱子，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一百二十平方米，没有钉子，没有钢筋水泥，没有承重墙（现在看到的墙是不承重的，中国古建筑的墙起到的只是遮风挡雨的作用，也就是常说的“墙倒屋不塌”），全靠外部的一圈檐柱支撑。王南老师在讲到此处时，说起老庄哲学——“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我们费尽心机造一个建筑是为了什么呢？就是用最少的材料建造出最大的空间，形态上还能保持较高的审美，这才是中国古建筑最大的魅力所在吧。

最后，感谢《北京青年报》辛勤组织本次活动，让我们一行人有幸在二十一世纪“梦回唐朝”。

编辑/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