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从出生到壮烈牺牲见证了清王朝的风雨。他出生之时，清朝的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处在走下坡路的阶段。当时，中华民族同外来入侵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的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国内不断地爆发农民起义运动，虽然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民不聊生，人民进行的小规模的反抗斗争从未间断，这些都让清朝的统治更加风雨飘摇。虽然洋务派开展了一系列举措，但是清王朝已经是到达了无药可医的地步。与此同时，英法俄等西方强国，通过倾销商品、割地赔款攫取了大量资源财富，侵略者还计划割取更多的领土，这更是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雪上加霜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广大社会进步人士的爱国之心被深重的灾难激起，他们开始积极寻求救国的理论知识。戊戌维新变法改良的伏流暗涌，并且在甲午战后被推向高峰。这一时期，许多人开始对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等级制度进行批判，要求全面彻底地对社会进行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迅速的得到传播，并且进步人士结合传统对这些先进的自由主义观念进行了发展，成为指导社会革命实践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谭嗣同的自身经历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正是童年遭遇的纲常苦难、科举考试的失败、开办矿厂的艰辛等经历，促进了谭嗣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并推进着它进一步发展。 谭嗣同的父亲曾任清政府的户部员外郎，但是谭嗣同一生坎坷，他的童年家庭遭遇更是不幸。在他十一岁时，他的姐姐、母亲和大哥先后因喉疾去世。他自己也因感染喉疾差点死亡。一系列的严重灾祸对幼小的谭嗣同造成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母亲去世后，谭嗣同父亲的妾室对他虐待迫害，造成谭嗣同多次接近死亡。残酷的磨难让他体验并认识到了极其黑暗的封建礼教。同时，这些磨难也造就了谭嗣同的气节，更是激发了他的反叛意识。

有这样一个例子，谭继洵（谭嗣同父亲）督促他学习当时的文章和制艺，他在书本上愤然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随后认真地阅读学习被封建士大夫诋毁成“异端”的各种书。 童年经历磨难激发了谭嗣同的侠义精神。他推崇“任侠”的思想。谭嗣同好友之一的王五性格桀骜不驯，对当时的旧社会极为不满，极富反抗的精神，当时封建士大夫看不起王五这类人，但是谭嗣同却乐于结交。王五的反叛思想，以及对封建伦理的逆反对谭嗣同造成很大影响。 在甲午战前，谭嗣同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屡试不第。他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教育进行反思。甲午战败使谭嗣同倍受震惊，思想为之大变。他从此“长与旧学辞矣”，“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

在爱国主义的时代氛围中，谭嗣同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在改良运动中，谭嗣同主张办学会、进行平民教育，并通过报刊积极传播个体平等拥有接受教育权利的思想。这些教育观点是谭嗣同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谭嗣同开矿的经历使得他在经济方面的见解比其他维新人士更更胜一筹。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不久，谭嗣同就和好友唐才常、刘善涵等人在浏阳开采矿产、创开煤井。

在办理这些工作时，他们遭遇了很多困难。因为当时清朝实行的是排斥民族资本主义的“官办”矿产，直到谭嗣同牺牲前，他一直在经营矿产。开办矿产的经历，让他有了和经营相类似的企业家接触的机会，这些人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人物，通过接触，谭嗣同更深刻了解他们的思想意愿和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人士受到来自两方面的严重压迫、排挤和束缚，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来自于封建政权，这造成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所以他们对扫除双重压迫、扫除发展障碍有着迫切的要求，而且革命性比较强。

谭嗣同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不仅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在丰富的传统思想中得到启发。面临着深重灾难和民族耻辱，谭嗣同与当时许多要求先进的进步人士一样，都急切地在中外古今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关于思想来源，谭嗣同在《仁学》里有明确记载，“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从中可以看出他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