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舫法师 １９０４—１９５１），俗姓王，河北井陉 人，民国十年（１９２１），年十八，投姚家井观音寺礼南岳是岸和尚剃度①，法名为法芳（入武昌佛学院后改为法舫），同年在法源寺道阶法师处受具足戒。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太虚在武汉建立武昌佛学院，法舫遂南行，于当年六月间来到武昌佛学院，②成为武昌佛学院第一批学僧，并由此与太虚大师结缘，后来成为太虚大师的得意门生。

徐文明翻阅《法舫文集》

法舫法师与南岳很有缘份，其剃度师便是南岳是岸和尚，并且曾经四次到南岳，分别是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夏、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七月和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五月、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八月。他在第三次到达南岳时，曾在祝圣寺佛学讲习所演讲，题目是《从住持佛教说到改造僧寺》，虽然只是一次演讲，但所涉及的问题不仅点到了当时佛教界的病根，对于今日及未来的佛教发展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今谨以此篇为主略述学习的心得和体会。

住持佛教，是出家人的神圣使命和本分事，为其职责所在。法舫法师指出：

使“三宝”住在世间不消灭；同时还能展开它的功用，去救人济世；推广它的教化区域，去接引众生；这样才叫做佛教住世。专门负责这种事业工作的任务的人，就是出家僧伽。所以说住持佛教，是我们每个出家僧尼的本分职务。（《法舫文集》卷三，１０６页。）

如此住持佛教，一则是正法久住，使三宝常住世间，不致消灭，首先是保证佛教及作为其核心与代表的三宝的生存权，三宝没有了，或者是不完全了，佛教就没有或残缺了，住持佛教就成了一句空话。法舫法师发表演讲时，正是国难当头，国将不国，佛教生存也大成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日本佛教的渗透侵蚀成了中国佛教生存的主要威胁。如今形势似乎大大不同了，国势日盛，佛教也进入了繁荣时 期，然而居安思危，不能说佛教生存已经高枕无忧了。三宝住世，关键是靠僧宝，而如此僧宝奇缺，其形势竟然比抗战时还要严峻，当时还号称百万僧尼，而今到底有多少数量，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肯定无法达到百万，人口增加数倍，形势经济远非当时所能比，而僧尼数量却反不如过去，这一方面是大陆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出家人数的提升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的道心反而不如过去了。十三亿人，出家人竟不足百万，有的数据说是二十万（汉传地区），这种比例实在是失调过度。出家人如此稀少，对于佛教发展实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住持佛教就有可能变成空谈。

更为严重的是，数量不足导致质量下降，能够担当住持佛教重任的大德高僧更是罕见，这一问题较过去可能更加严重了。法舫法师指出：

我们再从历史上观察：比方隋唐佛教的昌盛，完全赖有各方大德僧的道德学问和人格僧格的高深无上之所致。后代的衰落，也完全是因为僧伽的无知无德，不足以代表佛法，不足以启人信仰之所使然。因此，我们知道佛教的“兴”与“衰”，完全是看这住持人的“好”与“坏”。（《法舫文集》卷三，１０６页。）

诚然如此，道由人兴，人能弘道，这对于世间一切团体皆然。哪个地方人才最盛，那里必然最为发达；哪里人才不足，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不可能获得发展。隋唐时期第一等人才都在佛教，“选官” 不如“选佛”，佛教自然兴盛。如今有一两个北大高材生想出家，却导致舆论哗然，实在是奇怪得很，什么时候北大高材生出家不是新闻、不出家成了新闻，佛教也就有了希望。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法舫法师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佛教满怀信心，相信“我们决定能够复兴中国佛教，中国佛教由我们复兴起来”，并认为“发起这种信心，就是菩萨心”。这种乐观精神和担当意识值得后人学习，既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前人都没有放弃，今天就更没有悲观消极的理由，相信出家人一定能够担当起复兴中国佛教的重 任。

除了三宝住世，还要发挥其功用，即救人济世，为人类幸福和社会进步出力，同时还要推广其教化，接引众生，救度全体生命，维护生态。佛教不是自私的，不是为了住世而住世，如果不能发挥其作用，就成了“秦时镀铄钻”，成了文物或者摆设，那么其住世就没有价值了。而且只有发挥其弘法利生的作用，佛教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才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才会真正兴盛起来。

为了能够担当起这种重任，就必须努力修学，养成僧格。法舫指出，修学应当有四个步骤：一亲近善知识（遵师），二听闻正法（依 法），三如理思维（知见），四法随法行（实行）。前三条属“解”，为 “学问的研究”，后一条属于“行”，为“事业的建设”。

亲近善知识，是发心修学的第一步。不论出家在家，老师都是非 常重要的，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佛教也不例外。如今大善知识难得一见，纵然有少数几位，许多人还不设法亲近，真是令人悲哀。

尊师是为了重道，是为了听闻正法，不是为了跟着一些名望高的人求一点名闻利养，更不是假借老师的名义招摇撞骗。开启正见，获得真知，才是真正的目的。

善知识的开示，得闻正法，毕竟都是他人之宝，要想真正开启智慧，还必须自己思考，如理思维。学而不思则惘，外在的知识必须通过思考转化成内在的智慧，才能体味真如，获得正见。

有了正见，必须“法随法行”，如法修行。前三者属于理，如果只是停留在理上，不能付诸实践，就可能会落于文字知见，只会作表面文章。必须“双管齐下，解行并重，知知合一”，才能行之有效，真正养成僧格，成为人天师表。

除了住持佛教，加强修学，法舫法师还强调改造僧寺，主张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先从清净自身、改造寺庙着手。他提出五点要求：全寺僧众知识化，修养道德化，生活卫生化，事业勤劳化，组织律仪化，一共五化。

僧众知识化，就是让僧人全部成为知识分子，“不但要有普通社会常识等知识，通达世法；还要具备佛教的知识” （《法舫文集》卷三，１13页），为此必须提倡僧教育，使寺庙成为佛学院。这一说法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价值，因为今天的僧众的文化水平依然从总体上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对佛教知识及义理的理解能力也令人担忧。自古以来，都是能者为师，如果法师自己的水平不高，不能孚众，所谓人天师表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信徒很难从内心深处起恭敬心。道安、慧远、玄奘、赞宁等，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学问家，社会第一流的人才，多数都在佛教界，佛教怎么可能不兴盛呢？

即便是先天条件不够，到了佛门也应当加强学习、养成好学深思的习惯。六祖惠能大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从小生活贫苦，无力上学，但他学佛之后就一直利用一切条件抓紧学习，读不了经就听经，不耻下问，终于从一个文盲变成精通经论、会作偈颂的佛教大师。现在佛教界学习条件这么好，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上进呢？

有了知识和学问，还得有道德。法舫认为，“我们要有相当的道德修持，方能培植我们的僧格，增进我们的福慧。所以以后对每一个寺庙里所住的僧众，要使他们有私德，还要公德，顾自己还要顾大 众。” （《法舫文集》卷三，１13页）出家人作为人天师表，必须要求更高，在知识和道德上都得高出一筹，特别是在德行方面。学问可能涉及到能力及先天条件问题，但在品格和道德上，出家人没有任何理由不严格要求自己。当出家人成为丑闻的当事人时，对佛教的破坏到底有多大，每个出家人都是清楚的，这绝对不是个人问题，更不是可以忽略的小节。佛教界的堕落绝对不能以社会的腐败为借口，佛教是改造社会、引导众生的，哪能让社会的丑恶牵着走，难道这是“慈航倒驾”吗？

生活卫生化，是最起码的要求，清净道场清净僧，增长威仪讲卫生，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近年北京大学楼宇烈先生提出佛教寺院要 做到“净、静、敬”三境，环境干净、气氛肃静、心中恭敬，确实是简明扼要，抓住了根本，与法舫法师之说完全一致。由于现代寺院经济条件改善了，很多寺院甚至达到了豪华的程度，但卫生却不够好，还有人（甚至是法师）在寺庙中抽烟。另外，中国人爱热闹，寺院每逢节庆也都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弄得乌烟瘴气。爱烧高香也是非常可怕的坏习惯，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导致心灵污染，同时容易引起火灾。因此应当改变烧香的陋习，真正使寺庙干净卫生，变成清净道场。

事业勤劳化，不容“懒和尚”。法舫法师指出，办佛教事业，“第一要勤苦，第二要耐劳，第三要有全副的精神” （《法舫文集》卷三，１13页），必须象百丈大师一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出家人应当勤学八正道，必须常精进，不用心办道，不努力修行，整天无所事事，绝对不会有出息。佛教主张出世无为，禅宗要求无修为修，但这绝不是偷懒，不是什么活都不干。热爱劳动是作人的基本要求，一个懒惰的人连世间的事都做不好，更没有资格做一个出家人。

最后是组织律仪化，法舫法师主张僧众要遵守七众律仪，发扬六和合的精神①，复兴中国佛教，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规律的清净僧团。事实上是强调僧团的集体生活，服从清规，严守戒律。戒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佛教界也每每强调以戒为师，主张加强戒律，可实际的效果并不乐观，或许与现代社会物质发达、可欲之物甚多有关，然出家人的自律与他律都不够，心中认识不到欲望的危害，恐怕才是根本的原因。

法舫法师言简意赅，条理明白，可以说是步步说到了点子上，依之修行，有大利益，不仅免堕恶道，还能出离轮回，摆脱因果。不仅对于出家人个人养成僧格有很大的指导价值，而且对于复兴中国佛教意义重大，值得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①慈行《法舫法师的南岳缘》，《磨镜台》２０１０年第四期。

②释法舫《从武昌佛学院到世间佛学院》一文云：“本院最初正式开学是在民国十一年的古历七月二十日。我在开学一月前就来了，”《法舫文集》卷三，第２１０页，金城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作者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导、法 舫文化研究会学术指导，文章原载《法海宝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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