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百年的文化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最早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是整个学术界神一般的存在。

他出身富贵人家，风情、才华与万丈红尘齐高，他有报国之心，亦在艺术道路上，走出了千万人难以走出的幽境。

然而，就在38岁那年，他毅然斩断红尘，行舟渡河，来到了孤独深寂的佛门之中，从此再也不过问凡尘。

此后，人们只能通过他的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字不断揣测他的内心。然而如此深邃的灵魂，真的能够被人们看清吗？

辗转沉浮的一生

1880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故居李宅，李家世代经商，到李叔同已经是名门望族，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李叔同早早就表现出过人的天赋。

8岁读四书五经，13岁攻历朝书法，15岁那年惊才绝艳，名噪一时。

自古少年多风流，李叔同也不例外。一次花间酒肆的消遣，他对名伶杨翠喜一见倾心。

看你浓妆艳抹，顾盼流转，与你花前月下，赏月谈情。年少时的爱恋总是很简单。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杨翠喜后来无奈嫁作商人妇，一段青涩美好的爱恋从此烟消云散。

18岁时，母亲为他做主，聘娶经营茶叶生意的俞家之女。但对于这个女子，他毫无感情。哥哥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其置家，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啊。拿到这笔钱，李叔同多半用于艺术。

首先就给自己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那时的他，早已饱读诗书，在情感得不到慰藉时，便心向文艺，大量接触了当时的西方艺术。又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他一腔热血，力图思变，奋起中华。

维新变法时，他整个人无比兴奋，到处与人鼓吹新说，政治热情极高，并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师”。回看他20岁的诗文，写道：“间尝审时度世，窃叹我中国以仁厚之朝，而出洋之臣，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

然而变法失败，他一度被怀疑为同党。随后带着母亲妻子避祸上海，以少东家身份支取极高的生活费用。

国事的衰败，又让他的理想蒙上阴影，无处发泄的李叔同整日苦闷，就更加沉迷于声色犬马，柳巷花间。

20岁时，他迁居好友，许幻园家“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

这是他在红尘中翻江倒海的年华，也是他一生最迷惘的时期。

这时，他锋芒毕露的才华，已经引来了社会上的众多目光。他本是南洋公学经济科的学生，为了支持学潮运动，主动退学，创立新学组织“沪学会”，开设演讲讲习班，组织学生新剧。

还将《诗经》等古文填词在西洋音乐里，成为流传广泛的歌曲。他精通书法篆刻，和上海书画界名家，成立书画公会，合办《书画报》。

喜欢听戏，亲自粉墨登台唱《黄天霸》，从老生唱到武生，诗酒癫狂，非常孤傲。

戏里演绎悲欢离合，戏外感受凡尘俗世的荒唐、绚烂与黯败，在一副寄情声色的皮囊下暗藏着一颗寻找归宿的灵魂。

就在他年少意气，滚滚红尘路上倍感踟蹰时，25岁的李叔同又遭遇变故：年仅46岁的生母辞世。

母亲临终时，他上街置办棺木，未能亲自送终，成为一生的遗憾。等送灵柩回津，兄长坚持“外丧不进门”。

原本对旧制度极为抵触的他，登时决定用新仪为母亲举办丧礼。葬礼当天400人穿着黑衣，李叔同自己在灵堂用钢琴伴奏，并请儿童合唱他创作的哀歌。安葬完母亲，他极为失落。

在维新之时，他原本有激进思想，期望革掉大清朝的命。而在颓丧之际，他看遍中国乱象，深觉启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唯有艺术才能开启民智。在人生的反思中，他选择了留学，去日本专攻美术，辅修音乐。

在日本，他考进了东京美术学院，学习西洋油画与剧本创作，将满腔的悲愤和一身的才情，埋藏在沉默的丹青与跳动的音符之间 。

除了绘画和音乐，他对戏剧也产生了激情。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他和曾孝谷成立了戏剧社团“春柳社”，第一次公演《茶花女》，轰动一时。

日本戏剧权威松居松翁，在现场看了这次表演，她惊叹李叔同扮演的女主角“优美婉丽”，远超本国的俳优，不觉兴奋地跑到后台，找李叔同握手致敬。

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

那时，李叔同等同于火的代名词，但对这个桀骜的天才大家敬之亦远之，唯独一位日本女子走进他心里——诚子。

两人因为绘画相识，不久结发为夫妻，1911年4月，李叔同学成携妻回国。

阔别祖国的六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迷茫了三十年，李叔同找到了自己用武之地，他任教于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投身教育事业。

浮华几十载，李叔同对人生有了新的见识。

次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到上海任《太平洋报》文艺版主编，并在城东女学教授文学和音乐。

这时他深刻认识到美育的重要性，觉得只有用艺术之美，才能改造国民，革除旧封建的糟粕。

对于那个风云激荡的社会而言，这已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他要的不是将艺术作为政治工具，而是让艺术本身的光芒，来唤醒人们心中的人性乃至神性。

他讲课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前，会提前板书，且对所有学生都富有耐心。有时遇到学生上课看杂书，他并不当场点名，而是等下课后，轻声而严肃地让他留下：“你若是想上课，就不要看闲书，如果想看闲书，下次就出去看吧。”说完，微微鞠上一躬，臊得学生不敢再犯。

当时他的好友夏丏尊曾说，“叔同教学生，没有学生不尊敬，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佛菩萨有光，学生看了，打心底里敬畏，就是不提醒，学生也自会用功。”

在浙江一师六年，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带学生在艺术中遨游徜徉。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中国有了一批音乐美术领域的人才，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漫画家丰子恺。

因为发现丰子恺天赋过人，他对这个学生极尽爱护。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

其他老师都默不吭声，李叔同当即站出来：“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如果因为一次犯错葬送前途，将是我们国家的损失，若能宽恕，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

事情平息后，李叔同把丰子恺叫来，捧出《人谱》一书，教育道：“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丰子恺默然不语，李叔同说：“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

丰子恺谨记李叔同的教诲，奉行终生，终成一代大家。对于恩师，他一生充满敬重之情，答应与他合著《护生画集》。此后三十年间，不管世情如何变迁，哪怕山河破碎，浩劫当头，他都谨守承诺。内乱时，丰子恺身心俱损，仍秘密绘制。

1978年，这份遗稿几经磨难，终于重见天日，实现两人遗愿，成为文化史上凄苦的佳话。

另一位学生刘志平，留学日本时经济十分困难。当时李叔同已有遁世之意，为了资助这位学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不求其偿还，并叮嘱不可告诉他人，直至刘志平学成才停止资助。为此，他甚至推迟出家时间半年之久。

这样的恩情，刘志平毕生难忘，在李叔同出家时，便全力供养恩师。李叔同知道他没有积蓄，常寄字画。刘志平知道这些字画的珍贵，哪里敢拿出来变卖换钱？

抗战时期，刘志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本人重重封锁，将它们安全运出上海，即便是摆摊糊口，也绝不出售。孔祥熙得知此事，曾花重金收买，被他断然拒绝。

十年内乱时期，他差点被打死，也要保住恩师的墨宝。直到2000年，其子刘雪阳，将他用性命保存的159件作品捐给政府，这才留住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教书育人，也许可以换来内心的平和，但身世沉浮，朋友一个个远离，深感世事空幻无常却又无能为力，他含泪写下《送别》。

寂寥惆怅，深远绵长，这正是他的心境，孤寂的他性情变得越发孤僻，常常一个人掩门伏案，自顾写诗作画，或学习佛经，渐有所悟。

1915年的秋天，他和夏丏尊闲聊时，突然听闻了断食一事，据说可以治疗疾病，更新身心。夏丏尊没放在心上，他却听了进去。

他去虎跑寺断食20天。晨钟暮鼓，青灯佛卷，远离浮华尘嚣，灵魂漂浮四十年，他似乎找到最终归宿。

回校后，他开始食素，念经，颂佛。慢慢的，出家的念头在他心里萌发，直至成长为苍天大树。

1918年6月30日晚，在处理完一些琐事之后，李叔同便把丰子恺等学生叫来，告诉他们说：“我要入山出家。”他让学生拿走自己的书籍和家什，自己只留了最简陋的生活用品。

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听闻他要出家的消息，日本妻子赶来，“你出家我怎么办？为什么要我回日本？”

李叔同只把手表留给她作纪念：“你有医术，想必回国生存不难。”

说罢，在茫茫白雾间乘舟而去，妻子在身后失声痛哭，他却头也不回。此后24年间，再未与妻儿相见。

消息一经放出，整个文化界为之震动。各种猜疑不绝耳语，流言四起。人们纷纷揣测他为何做此决定。

有人说他是追求灵魂的更高归宿，有人说他是无力承受俗世给他的负担。但无论如何，盛名之下，李叔同遁入空门，令当世者唏嘘不已。

其实，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就透露出了这种向佛的根由。父亲的死，生母的地位，早熟的思悟，年少时看过的红尘浮象，人生悲苦，在他穿破了艺术一层又一层的至高境界后，仍旧无法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安稳的落处。

在历经断食，目睹僧侣生活后，他便将身心寄托在佛法上，想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剩下的只有弘一法师。剃度之后，他苦心研习佛法，钻研《四分律》和《南山律》，花四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自始至终，弘一法师以戒为师，每日只吃两餐，过午不食。他衣不过三，寒冬也只一件百衲衣，一双僧鞋，穿了几十年。凡四体琐事，洗衣缝补，全部亲自动手。

弘一法师在出家的最初五年里，云游四方，到过许多寺院。在他俗界朋友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了一个苦行僧。

在弘一法师同时代的僧人中，他最崇拜的是“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的印光法师。

弘一法师从内心里盼望自己能成为印光法师的弟子，但当时印光法师不蓄剃度弟子。后来在弘一的再三竭诚哀恳下大师才破例收他为弟子，以结法缘。

弘一大师完全尊承了印光大师习劳、惜福、注意因果、专心念佛等戒律，并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一一加以实行。

左：印光大师，右：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芒鞋布衲、苦修律宗，于寺内，洗衣缝补，全都自己动手；外出云游，也不过一席一被而已。

朋友夏丏尊曾在路中偶遇，看见他用破了一半的毛巾擦脸，要帮他换，他断然拒绝了：还好用的，和新的差不多。

遁入空门，外物于他于浮云，但不变的是那悲天悯人的情怀。

弘一法师以苦行僧姿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皈依佛门苦心修行的二十多年里，每逢荒年，在俗时的挚友、出家后结缘的居士，怕他道粮不足忍饥挨饿，常施他供养之资，对此，他都坚辞不受，都原数退回。

实在无法退回的，或是刊印佛经，或是周济僧众，从不自己享用。他早已识富贵如浮云，将形寿为梦幻。

正如他写的歌曲《世梦》所云：“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庄生梦蝴蝶，孔子梦周公，梦时固是梦，醒时何非梦？”

佛法是心法，是净除我们的妄念和烦恼，弘一大师凡事认真，律己甚严，能时时刻刻观照当下，把握当下，定慧等持。

弘一大师晚年除了苦心修行外，还不辞劳苦，四处弘法倡佛、授业讲经，闽南很多寺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为弘扬佛法，他可以置生死于不顾。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众人劝他避难，他却集众演讲，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每次开讲时，后面的墙壁上，都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在弘一法师看来，以佛之觉悟普度众生，激励僧俗两界一同奋起救国，即便牺牲一切，舍命不辞。

1942年中秋过后，弘一大师自感病势已重，手书二偈与诸友告别，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九月初四晚8时，弘一大师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右肋而卧，安详示寂。荼毗后留下舍利一千八余颗，舍利块五六百颗，于泉州清源山西弥陀岩及杭州虎跑定慧寺建塔供奉。

圆寂之前，弘一法师留下绝笔，那是令僧俗弟子无比感怀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前半生风花雪月，交友宴饮，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文化和艺术，是举世瞩目的天才；后半生尝尽人间悲欢，笃志苦修，成德高望重的高僧。

林语堂说：“他是最有才华的天才，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人。”

张爱玲说：“我从来不是高傲的人，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赵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