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化传播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交流媒介，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近年来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语言在文化传播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在中国古代，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的过程中，语言上的翻译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搭建起了两种语言间的桥梁，还搭起了两种文化间的桥梁，是跨越语言障碍寻求佛教跨文化传播的路径。

对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上习惯于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东汉、三国时期的佛教，属于佛、道融合时期，它依附于方术、道士传播；其次，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属于佛玄融合时期，它依附于玄学传播，并在依附的情形下逐渐得到发展；再次，隋唐时期的佛教是鼎盛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期，这时期出现了佛教诸宗派；最后，则是佛教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直接导致了融儒佛道三教于一炉的宋明理学的诞生。

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差异越大，语言翻译上的困难也会随之增大。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在其翻译理论中所述，“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不同，而且也涉及文化的不同。”文化上的细微差异会影响人们理解和翻译文章的方式，因此，在佛教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佛经翻译就变得尤为重要。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宗教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视角，如对佛教哲学专题、宗派、历史、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等的研究。从整个佛教史的立场来研究中国佛教，较为重要的有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郭朋所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等。

从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角度研究的有洪修平所著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以中国佛教文化自身发展及其与儒道关系为主线，从佛教中国化的角度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及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汤一介教授所著《佛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从佛教在中国、佛教与儒道、禅宗的超越、佛教文献等几个方面，说明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与发展；而祁志祥所著的《佛教与中国文化》，则从佛教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和认识论角度阐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佛教在中国传播策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张晓华在《佛教早期在华传教主体之研究——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佛教早期在华的成功传播》中从传播学角度对佛教传教主体的存在形式、文化身份、传教动机及活动方式进行了研究；陈文英的《佛教在华传播的策略及其效应论述》论述了佛教依靠神异道术、中国本土文化、封建王权及以通俗简易之道教化民众的传播策略；钟海连的《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从文化传播视角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夏丽丽在《宗教传播策略的历史考察——以佛教在中国的扩散为例》中说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利用了人际、组织、大众等多元传播方式。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研究佛教在华传播的成果包括：李敬一教授在《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中国传播史论》两本著作中设了专门章节探讨了佛教在华的跨文化传播历史；汤一介教授的《文化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把佛教的在华传播当作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案例；陈义梅在论文《从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谈跨文化传通》通过对佛教与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比较，对跨文化交流活动中诸如“误读”、“文化的异同性”、“中心主义”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考察；朱丰俊在其硕士毕业论文《论佛教在古代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论述了佛教在华传播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文化的增值效果及现代意义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