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佛教之所以有别于印度佛教,其主要特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结合、溶为一体的话,那么,以慧能思想为代表的禅宗便是最典型的中国佛教。
慧能(638~713)生活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成熟的黄金时代。慧能的青年时期,正是一代佛学大师玄奘(600~664)法师取经归来、广事译述的年代。玄奘门下多才,绍述师说,使其所传唯识法相之学一时蔚为显学。在唯识学风的刺激下,法藏(644~712)盛弘华严之学。与此同时,又有善导(613~681)净土教的弘扬与道宣(596~667)等律学三家的鼎峙。义净(635~713)亦于此时取回一切有部律藏广事传习。其后,荆溪湛然(711~782)祖述智凯的学说,中兴天台教观。慧能时期的佛教思想界可以说是云蒸霞蔚,杂彩纷呈,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这种情况,一方面带来了佛学界的义学繁兴,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学人舍本逐未或无所适从。正如圭峰宗密所言,“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数为解,事相为行。”(《禅门诸诠集都序》卷一)至慧能出世传禅,佛教学人重知解而轻证悟的倾向依然存在,永嘉玄觉叙述他未见六祖慧能前的修学过程,就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倾向:“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见《永嘉大师证道歌》)佛学本为实践之学、证悟之学,如果“唯以名数为解,事相为行”,那就无异“入海算沙”,使佛学丧失了哲人之慧,变成了经师之学,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生实际存在的自他对立、善恶对立、染净对立、生佛对立等千古难题。慧能以异军突起之势,高唱顿悟成佛之说,建立其独具特色的禅宗思想体系,使中国佛学思想面貌一新。
作为一代禅宗大师。慧能的禅学思想是极为深刻丰富的。一部《坛经》,系统地结集了慧能一生开法传宗的言教,是我们研究慧能思想的根本依据。从整个佛学思想体系出发,怎样看待慧能禅学思想在中国佛学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虽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必须是在对已有的思想有所突破、有所超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相应的开展。以顿悟自性为特征的慧能禅学思想产生之后,经过不到一百年的发展,就使当时整个佛学思想界如风行草偃,气象一新,不但禅宗本身龙象蹴踏,群芳争艳,在长江南北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五家宗派,而且影响所及,使整个文化领域无不因其溶铸而生机勃发。
慧能的禅学思想的核心是顿悟自性,见性成佛。他在大梵寺第一次升坛说法时就明确地对大众宣示:“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品》)这是佛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慧能在五祖弘忍处因得《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甚深空慧的激发,顿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随即以五个“何期自性”来描述他的悟境:“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引文均见《坛经》)在这里,慧能从心性论的角度出发,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心灵主体的高度自我觉悟及其透过迷情而显示的无限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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