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如何进入中国？又是如何被中国人接受的呢？佛教宣传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的观念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佛教被中国人接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佛教要求他们的信徒禁欲，而传统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一种行为在中国儒家看来是极大的不孝。还有佛教要求信徒剃度，而传统的儒家观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儒家独尊后的传统观念，人们对它接受的是根深蒂固的。佛教要求要出家的人要和世俗的关系完全断开，没有所谓的父母和亲戚关系。这样一种外来文化是如何被中国所接受？佛教如何在这样一种尖锐冲突的情况是成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的?

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和方式有很多的记载，有些记载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其中比较可信的传入方式是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由中亚传入中国的新疆，然后再深入中国的内地。另外一种是海上路线，是由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越南等地到达广州或东部沿海地区。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也就是北传佛教为主。

传入的时间有两个时间点比较重要，一个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另外一个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载：“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到了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派使臣到西域寻找高僧，一位叫作迦叶摩腾，另外一位叫竺法兰。请他们到当时的都城洛阳，这两个高僧就随着使臣，牵着白马驮着佛经就来到了当时的都城洛阳。迦叶摩腾在洛阳翻译的第一部经书是《四十二章经》，这部经书不是一部完整的经书，而是对于各种佛经的一种摘录。从此不断有西域的高僧来到中国内地传播佛教、翻译佛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公元前2年，佛教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而在公元67年这一年，佛教进入了中国内地。当然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学术史上还有很大的争议，但综合两种说法，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时。

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而这个时候恰恰也是儒家独尊后，儒家文化盛行的时间。佛教传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急于宣传佛教，而是选择翻译佛经，之后就不断的有高僧来到中原加入到翻译佛经的队伍之中。早期的佛家传播主要是以翻译佛经为主。翻译佛经的高僧代表，东汉时期的安世高和支谶，三国西晋时期的支谦和康僧会。早期的佛经翻译也有一些问题，早期的一些高僧有些是凭记忆来背诵佛经的，有些带来了梵语或者是西域不同地区语言的佛经，但往往肯定有记忆不全的地方，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就是翻译不全面。

其次，翻译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而这些外来的高僧首先要学习汉语，在早期的翻译在语言之间的交换往往不是很流畅。之所以翻译不流畅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佛教的理论、观念、范畴怎样翻译成汉语的问题，很难找到与之相对于的汉语词汇。最后他们找到中国道家文化里面有许多的概念、观念和佛教的观念比较接近，所以他们就常常借助道家的概念来翻译佛教的术语，并把道教的神学方术来作为佛教的宣传方式，以至于有些中国人把佛教和道教混在一起。

正因为早期佛教的传播困难，佛家不得不依附中国传统文化来宣传佛教。东汉时期佛教就依附于黄老之学，因为佛教和道教有些东西比较接近。东晋时期，玄学比较兴盛，这个时候佛教选择依附于玄学。玄学喜欢谈“有”说“无”，与佛教里面有一个类别的思想比较接近，那就是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般若经的核心是“空”，早期的翻译中就把“空”翻译成“无”。佛教这样一种依附于道家、玄学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同时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佛教。虽然有一定的误读。

佛教在东晋的时候走向兴盛，佛教进入中原到东晋一共经历了大约300年的时间，这在300年之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艰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小。然而到东晋的时期，许多的名士志士都与佛教有关系。佛教为什么会在东晋时候盛行呢？首先，玄佛合流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时机。从曹魏到东晋之间，玄学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顶点，需要为玄学注入一种新的力量，这个时候佛教、佛理成为了玄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东晋时期佛经翻译也到达了一个高度。这个时期西域龟兹国一名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国翻译佛经，鸠摩罗什当时所在的长安地区，佛法盛行的地方，而他本身翻译的佛经也很好。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有《金刚经》、《维摩诘经》、《十二门论》等等，鸠摩罗什翻译佛经比早期的翻译要完整，对于佛理的把握十分准确。鸠摩罗什将佛经的翻译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为中原地区了解真正的佛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佛教在东晋时期走向兴盛，与当时许多人西行求法是非不开的。最早去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再他之后还有很多人踏上了西行之路，比如在他之后的法显，他在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历时15年到公元413年回到了建康。他们的西行活动，对于佛教文化在中国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无论是玄佛合流提供了一个很高的平台，还是佛经翻译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还是西行求法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国的本土高僧。其中，最有名的高僧道安，他提出：“不依国主，法事难成”可见，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需要皇权的支持，这与佛教在印度的传播过程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佛教本土化的一种传播方式。他同时告诫他的弟子们要用这样一个方式去传播佛教，其中他的一个弟子慧远就是遵照师父道安的一种传播思路。

佛教和儒家之间有很多具体的观念是相互冲突的，其中解决这个一个问题的就是道安的弟子慧远，他采用的方式是调和佛儒，他是如何调和佛儒的呢？慧远让人们换一个视界来看待佛教，他强调佛经中其实也讲孝道、也讲忠君。佛教的一些行为和追求的目标其实是和忠孝在更高层面是一致的，比如从个人来说，个人为家人求超脱不正是一种孝道的表现吗？慧远的这样一种说法本质是和佛教的理念是相违背的，但他为了调和佛儒采取这样一种说法，有利于人们的理解，特别是当时的统治阶层接受佛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佛儒之间存在着具体的冲突，但人们还是能接受的原因。这也是佛教真正走向繁荣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