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禅寺―――原名永庆寺、土窟寺、四禅寺。隋、唐时称土窟寺，位于张夏镇驻地东北2.5公里处。唐宋建有宏大的“万菩萨殿”一座。现存面阔3间、进深1间的大殿1座，前有出厦，梁架为四杉椴，上置平梁，立爪柱，原有正脊，经改建成卷棚式大雄宝殿，明代重修。另有高4米的宋代经幢一座，其上所刻佛经，字迹清晰可辨。寺北山腰300米处，有唐三藏义净法师真身塔一座。内有浮雕像1佛2菩萨，呈禅定状。北有治平年间（1064－1067年）石像题记1块，有碑碣6通。该寺创建年代不详，从现有唐碑看，建寺较早，唐朝时较兴盛；唐朝时与玄奘齐名的高僧义净于贞观十九年，年方8岁就在土窟寺（后来改为四禅寺）出家，研习《法华经》。贞观22年（646年），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位僧人。公元665年12月9日，李治、武则天抵达齐州，19日到四禅寺，义净接待了这两位贵人，并给他们讲经论禅，懂佛教经、律的武则天，对义净的才学极为赞赏，义净为研究佛学先后在洛阳、长安等地求学，研习各家经典，然而在各执一辞的诸学说前，他所产生的疑惑也跟着佛学修为的增加而越来越多。最直接明了的解决方案无疑是去佛祖出生的国度一辩真伪。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仰慕法显大师和玄奘大师的高风，义净毅然从香港登船，赴印度求法巡礼。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又回到洛阳，前后共二十五年，游历了三十多个国家，义净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真容圣像一尊，佛舍利三百粒，梵文佛经四百部。为了欢迎求法归来的义净大师，大周女皇武则天亲自率领朝廷文武百官，在东都洛阳东门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典。随后，敕封义净大师“三藏”之号，设立翻译佛经的译场，请义净大师为译主。新经译出后，武则天又亲笔为新经写了《大周新翻圣教序》。几年以后，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朝廷仍然很重视佛经翻译，义净大师仍然是大唐国立译场的译主。译场以左右丞相为监译，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有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义学高僧、学者，还有二十多位朝廷遴选的饱学之士。到印度取经不容易，正如义净大师诗中所说的那样，“去人成百归无十”──比九死一生的风险还要大！但翻译佛经也不容易，如来大法，奥妙无比，岂可等闲视之？义净大师深知翻译佛经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他以完全的献身精神和十年留学那烂陀的学养从事翻译，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不敢稍有懈怠！公元七一三年，义净大师为求法译经，造福于东土，耗尽了他的心血，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溘然而逝。身后留下了新译经、律、论一百零七部，共四百二十八卷。这些新经以有关戒律的经典为主，填补了汉译佛典的空缺。此外，义净大师自己还写了五部著作，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也都是大师的精心之作，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公元九八二年，北宋赞宁法师奉旨编撰《高僧传》，辑录到唐高宗为止的《续高僧传》以后的名德事迹，义净大师为赫然入传的第一位！历史上中国的高僧很多，但既赴印度求法，又回国有大量的译传，被后代尊为三藏法师、翻译家、旅行家的，则只有玄奘大师和义净大师。使人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忘记这两位大师：盛唐长安遗留至今的，只有义净大师的大荐福寺小雁塔和玄奘大师的大慈恩寺大雁塔。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两座宝塔仍然雄伟挺拔地屹立着，彷佛是义净大师和玄奘大师两位巨人的身影，又象是两座硕大无比的无字丰碑！义净死后，部分佛骨运回土窟寺和灵岩寺，至今在四禅寺和灵岩寺义净禅师的真身塔尚存。四禅寺到北宋前期还具规模。有《唐四禅寺万菩萨像记》碑碣一通，赵子馀撰，林混元八分书，天宝十一年立；唐中宗李显撰，唐奉一书八分书《大唐中兴圣教序碑》一通，神龙三年五月立；有宋代经幢一座，对佛教史和地方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寺内有“五柏三槐”著名景观。

　　四禅寺原名永庆寺，位于张夏镇东北。现存大殿面阔3间，进深1间，前出厦， 梁架为四杉状，上置平梁，立爪柱。原有正脊，经改建成卷棚式，明代重修。另有高4米的宋代经幢1座，其上刻佛经，字迹清晰可辨。寺北山腰有证明功德龛，内有浮雕像，1佛2菩萨，呈禅定状。北有北宋治平年间石像题记1块、碑碣6块。寺创建 年代不详，从现存唐碑看，建寺较早，到北宋已初具规模。

　　在长清四禅寺遗址，现存经幢一座，上面至少出现五处年号，其中熙宁己酉（1069年）为立幢时间，刻文中说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敕修永庆寺（即四禅寺），另外三处年号为宋熙宁庚戌（1070年）、宋熙宁壬子（1072年）、熙宁丙辰（1076年），都是游记性质的刻字。据此，可以肯定地说，此幢为宋代经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