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五祖弘忍禅师对东山法门的巨大贡献

四祖道信禅师所提出的“一行三昧”至弘忍禅师时得到进一步拓展，成为“东山法门”的核心理论，并由此完成了中国禅宗的初创，使达摩祖师的禅法在中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弘忍禅师的禅法虽然传自道信禅师，但在行持上则更加突出道信禅师禅法中的“守心”法门，这与弘忍禅师在依持《楞伽经》的基础上更倾心于《大乘起信论》有很大关系。《大乘起信论》是马鸣所著，在中国有两种译本，一是南朝真谛法师译出的一卷本，二是唐实叉难陀三藏译出的二卷本。中土普遍流行的还是真谛法师所译一卷本，《大乘起信论》对楞伽心性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将众生的“心”放在了本体的位置，认为此心是一切现象之本，此“心”即是：智、理、佛性、真如、如来藏的统摄。一切妙法皆归方寸，森罗万有尽显“真如”妙理。从而把一切对外在的追求指向“自心自性” ，所有的修行中心都围绕着“修心”展开。深信“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重在说明心为万法之本，因此强调“守心”是最终获得解脱的根本要素。

从禅法特点上来看，弘忍禅师的禅法对“真心”的发挥更加明显。本来，道信禅师是将达摩祖师会通竺道生真空妙有佛性论引入禅法的倾向作了梳理，以般若“无得无著”的思想，去阐释如来藏佛性义，并通过“一行三昧”的念佛法门，把如来藏心与当下念佛之心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实践禅修过程中既强调随心自在，又不废观心看净、摄心守一的方便。弘忍禅师的禅法虽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却把摄心守一明确为“守本真心”，认为我心即是真心，真心之性即是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这充分表明弘忍禅师的禅法所籍之教更倾向于《大乘起信论》的理念，渐渐接近华严宗的“真主缘起论”。既然自心即是真心，自心即是佛性，“一切功德自然圆满，守我本心，则到彼岸，”禅修的根本就落在了“守心”上，因此又指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只要守住这个“自性圆满清净之心”，就能得到解脱。

在行持方面，道信禅师与弘忍禅师对禅坐虽然不再像禅初传中土时，习禅者以坐为业，却也并没有完全放弃禅坐的行法。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提出了五种方便禅法，对初学者坐禅调息作了指导说明：“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观一切法无等无二；“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从而徐徐敛心，使心地明净。这是道信禅师所倡导的“守一不移”。而弘忍禅师也提出了与道信禅师相近的禅修方便法，他在《最上乘论》中指出：“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则令人成疾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

由此可见，弘忍禅师的“守心”与道信禅师的“守一不移”义理非常接近，守一即是守心。但道信禅师的守一，是专指空清之心，要求通过观空而摄心入定，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他明确指出：“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于还摄来。”这个心虽然还是对如来藏清净心的描述，但更强调能缘所缘皆为空幻，妄念不起，正念不断，使空净之心，自然自尔的般若空观理念，以此来摄心。而弘忍禅师却把道信禅师的“守心”延伸为“守真心”。以《观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提出念念不离真心，这与道信禅师的无念而念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两者的禅法从坐禅、调息到念佛，大概来看基本一致，但内容上却已经明显不同了。

由此可见，弘忍禅师的“守心”与道信禅师的“守一不移”义理非常接近，守一即是守心。但道信禅师的守一，是专指空清之心，要求通过观空而摄心入定，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他明确指出：“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于还摄来。”这个心虽然还是对如来藏清净心的描述，但更强调能缘所缘皆为空幻，妄念不起，正念不断，使空净之心，自然自尔的般若空观理念，以此来摄心。而弘忍禅师却把道信禅师的“守心”延伸为“守真心”。以《观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提出念念不离真心，这与道信禅师的无念而念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两者的禅法从坐禅、调息到念佛，大概来看基本一致，但内容上却已经明显不同了。

在实修当中，弘忍禅师继承了道信禅师随心自在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倡日常生活就是禅修道场。真心即是本心，本心本自具足不从外来，“若识心者，守之则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则堕三途”。指出救度与解脱完全取决于自心觉悟，认为佛不能度众生，如果佛能度众生，“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这里已经有了《金刚经》的思想理念。众生若能“自识本心是佛，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便自然得度。为对治“随俗贪求名利”的垢病，弘忍禅师认为只有将日常生活提升到禅修的高度，才能够使信众时时自觉地远离世俗名利，从而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因此提倡“但能著破衣，飨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最上乘论》）这种抛舍对物欲和情欲执著的境界，是断除烦恼的根本，更是修禅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精进不懈的修行，弘忍禅师自己以身作则，常常“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四仪皆是道场，三来咸为佛事。”（《楞伽师资记》），把行、住、坐、卧四仪看作是修行的道场，把善护身、口、意三业当作功课来做。弘忍禅师继承并发展了自达摩祖师到道信禅师将禅行落实于现实生活的传统，把生活变成了禅修道场，禅修融于生活的举心动念当中。

在教团建设方面，弘忍禅师继续保持了道信禅师山林禅风的特点，傍山结茅安居，提倡农禅并重，自给自养的生活方式。一改达摩祖师以来山居林处，乞食苦行的方式，为禅修者提供了生活保障，为禅学朝向宗派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使达摩祖师随缘自在的禅行法融入了实际生活中。弘忍禅师恪守师训，长期养性山中，栖神幽谷，足不出山，虽屡受皇朝召请而不为所动。有人曾因此问他：“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禅师回答说：“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楞伽师资记》）这种超凡脱俗的禅者风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前来学禅。向弘忍禅师“学道者千万余人。”（《历代法宝记》）从此，东山法门人气旺盛，活动区域也日益扩大，以黄梅为中心，遍及湖北、湖南、远传大江南北。

对于所依经典，弘忍禅师继承达摩祖师以来“籍教悟宗”的思想，开启了“教外别传”之门。至道信禅师时虽然还是依教明禅，同时却又主张“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教人“莫读经，莫共人语”，重在自证自悟的离教契入。弘忍禅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心”为万法之本，“心”是十二部经之宗，再三强调“千经万论，莫过于守本真心”。明确指出佛的一切言说教法都是指引众生“守本真心”的方便法，所有经论的意义要向内心世界寻找，要靠自心去悟。离开经论，“但守一心”，去体悟、把握佛法真谛。弘忍禅师认为经教只是印证“守心”必要性的方便而不是“悟宗”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的禅法并不刻意要求籍教而达到“理悟”，而是强调“心”为万法之源，“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最上乘论》）从而处处显示出了直契心性的特点，为教外别传确立了“心”的基础；“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无形色。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宗镱录》卷九十七）

弘忍禅师继承道信禅师的禅法，住冯墓山传法二十余年，因其所住位于道信禅师弘法的双峰山以东，因而又称东山，其禅法则被称为“东山法门”。在传法上，四卷本《楞伽经》渐渐成为授法的信证，而依《文殊说般若经》开显的“一行三昧”则被视为东山法门的根本。

总之，弘忍禅师对“东山法门”的发扬光大，既体现在对禅学理论和禅修方便的完善上，更重要的是将“一行三昧”落实到了日常的禅行生活中，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结合，推动了东山法门在全国领域的普及。

一行三昧是证悟般若空观的禅定境界，是每个人自证的个体行为，是个体的内心悟解与所缘之境的冥合，这种自我的解脱并不能成为大众依持的吸力。只有当个人内在的信仰和情感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个人的信仰发展为群体的信仰，表现为社会活动时，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弘忍禅师正是籍此建立了如来禅的“一行三昧”，完成了东山法门的建立和中国禅宗的创建。

四祖道信禅师所提出的“一行三昧”至弘忍禅师时得到进一步拓展，成为“东山法门”的核心理论，并由此完成了中国禅宗的初创，使达摩祖师的禅法在中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弘忍禅师的禅法虽然传自道信禅师，但在行持上则更加突出道信禅师禅法中的“守心”法门，这与弘忍禅师在依持《楞伽经》的基础上更倾心于《大乘起信论》有很大关系。《大乘起信论》是马鸣所著，在中国有两种译本，一是南朝真谛法师译出的一卷本，二是唐实叉难陀三藏译出的二卷本。中土普遍流行的还是真谛法师所译一卷本，《大乘起信论》对楞伽心性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将众生的“心”放在了本体的位置，认为此心是一切现象之本，此“心”即是：智、理、佛性、真如、如来藏的统摄。一切妙法皆归方寸，森罗万有尽显“真如”妙理。从而把一切对外在的追求指向“自心自性” ，所有的修行中心都围绕着“修心”展开。深信“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重在说明心为万法之本，因此强调“守心”是最终获得解脱的根本要素。

从禅法特点上来看，弘忍禅师的禅法对“真心”的发挥更加明显。本来，道信禅师是将达摩祖师会通竺道生真空妙有佛性论引入禅法的倾向作了梳理，以般若“无得无著”的思想，去阐释如来藏佛性义，并通过“一行三昧”的念佛法门，把如来藏心与当下念佛之心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实践禅修过程中既强调随心自在，又不废观心看净、摄心守一的方便。弘忍禅师的禅法虽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却把摄心守一明确为“守本真心”，认为我心即是真心，真心之性即是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这充分表明弘忍禅师的禅法所籍之教更倾向于《大乘起信论》的理念，渐渐接近华严宗的“真主缘起论”。既然自心即是真心，自心即是佛性，“一切功德自然圆满，守我本心，则到彼岸，”禅修的根本就落在了“守心”上，因此又指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只要守住这个“自性圆满清净之心”，就能得到解脱。

在行持方面，道信禅师与弘忍禅师对禅坐虽然不再像禅初传中土时，习禅者以坐为业，却也并没有完全放弃禅坐的行法。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提出了五种方便禅法，对初学者坐禅调息作了指导说明：“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观一切法无等无二；“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腹中嗌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从而徐徐敛心，使心地明净。这是道信禅师所倡导的“守一不移”。而弘忍禅师也提出了与道信禅师相近的禅修方便法，他在《最上乘论》中指出：“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则令人成疾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

由此可见，弘忍禅师的“守心”与道信禅师的“守一不移”义理非常接近，守一即是守心。但道信禅师的守一，是专指空清之心，要求通过观空而摄心入定，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他明确指出：“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问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于还摄来。”这个心虽然还是对如来藏清净心的描述，但更强调能缘所缘皆为空幻，妄念不起，正念不断，使空净之心，自然自尔的般若空观理念，以此来摄心。而弘忍禅师却把道信禅师的“守心”延伸为“守真心”。以《观无量寿经》念佛法门，提出念念不离真心，这与道信禅师的无念而念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两者的禅法从坐禅、调息到念佛，大概来看基本一致，但内容上却已经明显不同了。

在实修当中，弘忍禅师继承了道信禅师随心自在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倡日常生活就是禅修道场。真心即是本心，本心本自具足不从外来，“若识心者，守之则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则堕三途”。指出救度与解脱完全取决于自心觉悟，认为佛不能度众生，如果佛能度众生，“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这里已经有了《金刚经》的思想理念。众生若能“自识本心是佛，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便自然得度。为对治“随俗贪求名利”的垢病，弘忍禅师认为只有将日常生活提升到禅修的高度，才能够使信众时时自觉地远离世俗名利，从而淡化对物欲的追求。因此提倡“但能著破衣，飨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最上乘论》）这种抛舍对物欲和情欲执著的境界，是断除烦恼的根本，更是修禅者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精进不懈的修行，弘忍禅师自己以身作则，常常“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四仪皆是道场，三来咸为佛事。”（《楞伽师资记》），把行、住、坐、卧四仪看作是修行的道场，把善护身、口、意三业当作功课来做。弘忍禅师继承并发展了自达摩祖师到道信禅师将禅行落实于现实生活的传统，把生活变成了禅修道场，禅修融于生活的举心动念当中。

在教团建设方面，弘忍禅师继续保持了道信禅师山林禅风的特点，傍山结茅安居，提倡农禅并重，自给自养的生活方式。一改达摩祖师以来山居林处，乞食苦行的方式，为禅修者提供了生活保障，为禅学朝向宗派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使达摩祖师随缘自在的禅行法融入了实际生活中。弘忍禅师恪守师训，长期养性山中，栖神幽谷，足不出山，虽屡受皇朝召请而不为所动。有人曾因此问他：“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禅师回答说：“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楞伽师资记》）这种超凡脱俗的禅者风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前来学禅。向弘忍禅师“学道者千万余人。”（《历代法宝记》）从此，东山法门人气旺盛，活动区域也日益扩大，以黄梅为中心，遍及湖北、湖南、远传大江南北。

对于所依经典，弘忍禅师继承达摩祖师以来“籍教悟宗”的思想，开启了“教外别传”之门。至道信禅师时虽然还是依教明禅，同时却又主张“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教人“莫读经，莫共人语”，重在自证自悟的离教契入。弘忍禅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心”为万法之本，“心”是十二部经之宗，再三强调“千经万论，莫过于守本真心”。明确指出佛的一切言说教法都是指引众生“守本真心”的方便法，所有经论的意义要向内心世界寻找，要靠自心去悟。离开经论，“但守一心”，去体悟、把握佛法真谛。弘忍禅师认为经教只是印证“守心”必要性的方便而不是“悟宗”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的禅法并不刻意要求籍教而达到“理悟”，而是强调“心”为万法之源，“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最上乘论》）从而处处显示出了直契心性的特点，为教外别传确立了“心”的基础；“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无形色。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宗镱录》卷九十七）

弘忍禅师继承道信禅师的禅法，住冯墓山传法二十余年，因其所住位于道信禅师弘法的双峰山以东，因而又称东山，其禅法则被称为“东山法门”。在传法上，四卷本《楞伽经》渐渐成为授法的信证，而依《文殊说般若经》开显的“一行三昧”则被视为东山法门的根本。

总之，弘忍禅师对“东山法门”的发扬光大，既体现在对禅学理论和禅修方便的完善上，更重要的是将“一行三昧”落实到了日常的禅行生活中，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结合，推动了东山法门在全国领域的普及。

一行三昧是证悟般若空观的禅定境界，是每个人自证的个体行为，是个体的内心悟解与所缘之境的冥合，这种自我的解脱并不能成为大众依持的吸力。只有当个人内在的信仰和情感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个人的信仰发展为群体的信仰，表现为社会活动时，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弘忍禅师正是藉此建立了如来禅的“一行三昧”，完成了东山法门的建立和中国禅宗的创建。